说到中国画过去的三十年，心中确有无限感慨。1983年我正式调入四川省诗书画院筹备小组，一年后画院成立，时至今年刚好三十年整。
    1984年，那是一个“文革”结束进入改革新时期的重要阶段。十年浩劫，百废待兴，绘画界的崭新现象即是各种出身背景的画院如雨后春笋般的问世。“四川省诗书画院”的看似比较长的院名，其实正是对“文革”将一切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归入应被扫除对象的重新调整，并且有意注明了中国画的民族文化内涵。一个省级画院之名有幸获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同志题写，于此可视为国家对于中国画内在文化含量的重视。30年过去了，但从当下的世界文化大观来研究，这种意义更值得中国画家们去深入思考和实践。
    那时，我是一个刚进入专业创作单位的艺术青年，画院的期望和文化界的共识让我有机会去强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系统研习，同时，也在近十年的这一时期中有幸得到中国画坛巨匠石鲁、李可染，吴作人，陈大羽、亚明等的指引，学到了不少他们做人和对待艺术的学术精神，乃至他们的用墨、用笔和用心。当然，其中也包括我最早的伍瘦梅、冯建吴两位恩师。三十年余年过去了，十分怀念他们。我想，此时也同在怀念和感谢的绝不止我一个，应该还有一大批现在早已功成名就的当代画家。现在，这些巨匠都已不在人世，而他们的伟大作品和艺术精神，却时刻铭记我的心中。
    过去的三十年中，从1989之后的十余年期间，艺术界似乎开始更加关注作品的社会意义，其中也有人开始把中国画用“水墨”来命名，在很多展事上把中国画作品正名为“水墨”，似乎说到“中国”二字即为保守，或至少不具备国际意义。不过在那种场合，只要有机会，我都着力强调“中国画”并非是地域的区分，而是一个深含中华文化的绘画特定品种，并不等同于仅用毛笔和水墨绘制的其他作品。中国画要在世界范围得到更多的关注与接受，最大的亮点只能是她特殊的艺术语言和独特的能与世界其他文化以互补的人文个性。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全世界得到了极大地传扬，国家地位的提高让世界再一次重新读到了中国民族艺术的精妙和灿烂。文学、音乐、舞蹈和美术……越来越明显地展示出非凡的世界文化价值。此时，艺术机构、企业集团，包括媒体和拍卖行的大量介入让中国画的市场价值得到飞快地提升和认可，这本是国力强大的必然状态。但另一方面市场价格的高低，不知何时变成了界定绘画艺术品质的重要标准，画家的官位与职位也成为当代画家作品价值的重要参考，慢慢地，一件中国画的实际艺术标准就这样被忽视了，若长此以往，实在令人担忧。
    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我虽无能力改变某些社会状况，但因身在其中，所以时时针砭时弊，亦应当仁不让，至少，要洁身自好。回过头想，其实画张好画并不需要更多物质条件，一个真正从骨子里热爱艺术的人，如果能回到那种久别的状态，并玩味艺术创造的过程，可能才是自己最幸福的事情，一不留神，或可出现一件让自己都会觉得吃惊的作品。快快找回本性!